
那串钥匙掘金配资,沉甸甸的,躺在我抽屉的最深处,已经很久没碰过了。
它不像家里的钥匙,带着黄铜的温度和归属感。它冰冷,棱角分明,像一块压在心口的石头。
一共一百二十八把,加上三把生了锈的总门钥匙。
它们曾经是我全部的梦想和身家。
现在,它们是我后悔的全部物证。
19年的夏天,深圳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,连风都是黏糊糊的。
我揣着一张存了七年的银行卡,和一腔不知从哪来的孤勇,一头扎进了白石洲。
那时候的白石洲,还是深圳最著名的城中村,是无数深漂的第一站,也是最后一站。
密密麻麻的握手楼,把天空切割成一条条狭长的蓝。电线像疯长的藤蔓,缠绕着每一栋楼的腰身。
楼下是天南海北的小吃摊,辣椒油的香气、烤生蚝的蒜蓉味、糖水铺的甜腻,混杂在一起,成了独属于这里的,烟火的气味。
我就是在这里,见到了德叔。
德叔是本地人,三栋楼的楼主。
他穿着白色的老头衫,一条大裤衩,脚上趿拉着一双人字拖,坐在巷子口的大榕树下,慢悠悠地摇着一把蒲扇。
他不像个坐拥三栋楼的富豪,更像个刚从菜市场回来的邻家大爷。
我们谈合同的地方,就在榕树下的石桌上。
德叔给我泡了一壶功夫茶,茶香袅袅,混着泥土和老树的气息。
“后生仔,想好了?我这三栋楼,位置还行,但旧得很。你全包下来,可不是一笔小钱。”他呷了口茶,眯着眼睛看我。
我用力点点头,手心全是汗。
“想好了,德叔。我想……我想把它弄得好一点,让住在这里的人,能舒服一点。”
这话说出来,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傻气。
在深圳这个地方,人人都在谈搞钱,谈搞事业,我却想谈“舒服”。
德叔没笑我,只是又给我满上一杯茶。
“行啊,有想法是好事。年轻人嘛。”
合同签得很顺利。
租期五年,押二付一,加上一笔不菲的转让费,我卡里那七年攒下的四十三万,就这么变成了几张薄薄的纸。
签完字,德叔从腰间解下一大串钥匙,放在石桌上。
“哐当”一声,那声音清脆又沉重,像是什么东西,在我心里落了地。
我拿起那串钥匙,冰凉的金属触感从指尖一直传到心脏。
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握住的不是一百多间房子的钥匙,而是握住了一百多个漂泊的梦。
我,一个同样在深圳漂了七年的人,终于要给别人建一个“家”了。
哪怕,只是一个临时的。
接下来的三个月,我几乎是泡在了那三栋楼里。
楼是典型的农民房,楼梯又窄又陡,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,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。
空气里常年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,混杂着各家各户飘出来的饭菜香。
我请了施工队,先把所有房间的基础水电全部重新走了一遍。
然后是刮墙,刷漆。
我选了最简单也最耐看的白色乳胶漆,想着这样,无论谁住进来,都可以在这片白色的背景上,画上自己生活的颜色。
我没钱请设计师,就自己拿着手机,在网上看各种装修案例。
我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。
家具是在网上淘的二手货,但每一件我都亲自去拉回来,用消毒水擦洗干净,再用砂纸打磨,刷上新的木蜡油。
床垫是新的,我坚持要买好一点的。
因为我知道,对于一个疲惫的深漂来说,一张能让人安睡的床,有多重要。
那段时间,我每天都是一身的灰,满手的油漆点子。
吃饭就在楼下的快餐店解决,十五块钱一份的烧鸭饭,我能吃得心满意足。
晚上就睡在还没装修好的空房间里,一张草席,一个枕头。
有时候半夜醒来,看着窗外透进来的、被对面楼房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月光,听着巷子里偶尔传来的猫叫和醉汉的歌声,我会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我不觉得苦。
一点也不。
我心里像揣着一团火,热烘烘的。
我甚至给这个地方取了个名字,叫“渡口”。
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渡口,让所有疲惫的船,都能在这里暂时停靠,补充能量,然后再扬帆起航。
我最用心的,是顶楼的天台。
三栋楼的天台是连在一起的,面积很大。
我把那里清理得干干净净,铺上了防腐木地板,又从花卉市场拉回来很多绿植。
我还买了一个二手的烧烤架,几张折叠桌椅,甚至拉了一根水管上去,做了一个小小的洗手池。
我想,等大家住进来了,周末可以在这里一起烤串,喝啤酒,弹吉他,看星星。
在深圳,能看到星星的地方,不多了。
第一批租客,是在那年秋天住进来的。
我记得很清楚,第一个来签合同的,是一对小情侣。
男孩叫阿伟,在科技园当程序员。女孩叫小橘,是个插画师。
他们俩手拉着手,眼睛里都闪着光。
“我们看了好多房子,就你这里最干净,感觉最舒服。”小橘笑着说,露出一对可爱的梨涡。
阿伟在一旁补充:“主要是,我们觉得你这个房东,跟别人不一样。”
我问,哪里不一样?
他说:“你给我们介绍房子的时候,眼睛里有光。”
我愣住了。
是吗?
我自己都没发现。
那天,他们搬来的时候,我帮着一起扛行李。
他们的东西不多,但有一个巨大的画板,和一个塞满了书的箱子。
安顿好之后,小橘从行李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多肉盆栽,郑重地放在窗台上。
“以后,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啦。”她对阿-伟说。
阿伟宠溺地揉了揉她的头发。
那一瞬间,我看着窗台那盆小小的、绿色的植物,在夕阳下泛着柔和的光,突然觉得,我做的这一切,都值了。
后来,人陆陆续续地多了起来。
有刚毕业的大学生,拖着一个行李箱就来了深圳,第一份工作的薪水,只够付这里的押金。
有在附近菜市场卖菜的夫妻,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,丈夫负责进货,妻子负责看摊,他们租了一个小单间,说能省一点是一点,要攒钱给老家的孩子读书。
还有一位陈大爷,六十多岁了,一个人住。
他是跟着儿子来深圳的,但儿子儿媳工作忙,他自己待在商品房里觉得闷,就想找个热闹点的地方。
他看中了这里的一楼,说出门方便,可以随时去巷子口跟人下棋。
我给他房间的租金打了八折。
我还记得,他颤颤巍巍地从一个布包里,掏出一沓零钱,数了好几遍才交给我。
“小伙子,你是个好人。”他说。
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好人。
我只知道,看着这些鲜活的、努力生活的人们,把我的“渡口”一点点填满,我心里那种满足感,是赚多少钱都换不来的。
我把天台花园打理得很好。
周末的时候,我真的组织了烧烤派对。
阿伟带来了啤酒,卖菜的夫妻档拿来了最新鲜的蔬菜和肉串,还有一个在酒吧驻唱的女孩,背着吉他上了天台。
我们就坐在那里,吃着烤串,喝着啤酒。
晚风吹过,带着楼下炒河粉的锅气。
女孩弹着吉他,唱着一首我没听过的民谣,声音干净又忧伤。
我们聊着各自的家乡,聊着深圳的高房价,聊着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陈大爷不吃烧烤,就坐在一旁,笑呵呵地看着我们这群年轻人。
他说,他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。
那天晚上,我们喝了很多酒。
我记得小橘靠在阿伟的肩膀上,轻声说:“阿伟,我们以后就在深圳买个房子,好不好?不用太大,有个小阳台就行,我也要种满花。”
阿伟抱着她,重重地点头:“好。”
我看着他们,心里又酸又软。
深圳,深圳。
这座城市给了无数人希望,也碾碎了无数人的梦想。
而我,能做的,就是在我这一方小小的“渡口”里,为他们点一盏温暖的灯。
那段时间,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快乐,也最像“活着”的日子。
我不再是写字楼里一个面目模糊的螺丝钉。
我是一个“房东”,一个一百多人的“大家长”。
我每天在三栋楼里穿梭,处理各种琐事。
谁家的灯泡坏了,谁家的水管堵了,谁和谁因为噪音闹了矛盾。
事情很杂,很碎,但我乐在其中。
我认识了这里每一个人,能叫出他们的名字,知道他们在哪工作,知道他们喜欢吃什么。
他们也把我当朋友。
路过我房间门口,会塞给我一个刚买的水果。
做了家乡的特产,会给我端来一碗。
陈大爷甚至把我当成了半个儿子,天冷了会提醒我多穿衣服,看我吃快餐会念叨我“没营养”。
我以为,这样的日子,会一直持续下去。
我甚至开始规划,等第一笔资金回笼了,我要把楼道里的瓷砖也换一下,再装上声控灯,这样大家晚上回来就不用摸黑了。
我还想在天台再种一棵桂花树。
我想象着,到了秋天,整个天台都会飘着桂花的香气。
那该有多美好。
可是,我忘了。
生活,从来都不是靠想象来维持的。
它有它自己的,冷酷的,不容置喙的规则。
2020年的春节掘金配资,来得猝不及防。
或者说,是春节之后那场席卷一切的风暴,来得猝不及可防。
我记得很清楚,年前,租客们都开开心心地回家过年了。
他们跟我说着“新年快乐,明年见”。
“渡口”一下子空了下来,安静得让人有些不习惯。
我没有回老家。
我想守着这里。
我买了春联和福字,给每一户人家的大门都贴上了。
红色的纸,黑色的墨,在灰色的楼道里,显得格外喜庆。
我还给陈大爷包了个红包,他一个人在深圳过年,怪冷清的。
除夕夜,我和陈大爷,还有几个没回家的年轻人,一起在天台吃了顿年夜饭。
我们看着远处市中心升起的烟花,许下了新年的愿望。
我的愿望是,希望“渡口”里的每一个人,新的一年,都能平平安安,顺顺利利。
现在想来,真是讽刺。
年后,风声越来越紧。
封城,停工,居家隔离。
整个深圳,像被按下了暂停键。
原本应该热闹起来的“渡口”,依旧死气沉沉。
我的手机,开始不断地接到租客的电话和微信。
“房东,我可能暂时回不来了,老家这边封路了。”
“哥,我公司通知延迟复工,这个月房租能不能缓几天?”
“老板,我被裁员了,房子可能要退了……”
一开始,我还能很轻松地回复“没问题”、“不着急”、“大家都不容易”。
我甚至主动给所有租客都减免了半个月的房租。
我觉得,这是我应该做的。
我们是一个大家庭,不是吗?
可是,我忘了,我这个“大家长”,自己也只是个泥菩萨。
我的收入来源,是租客们的房租。
而我的支出,是每个月要准时交给德叔的那笔,一分都不能少的,三栋楼的总租金。
二月,我还能用押金顶一顶。
三月,我就开始感到吃力了。
退租的人越来越多。
有的是因为失业,不得不离开深圳。
有的是因为公司倒闭,只能回老家另谋出路。
阿伟和小橘也走了。
走的那天,是个阴天。
小橘的眼睛红红的。
她把那盆多肉递给我。
“房东,我们得走了。阿伟的公司裁员,他失业了,我接不到活儿,我们……撑不下去了。”
我看着他们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我还能说什么呢?
说“加油”?说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”?
在现实的重压面前,这些话,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
阿伟把房间钥匙放在我手心。
“谢谢你,哥。住在这里的半年,是我们来深圳最开心的日子。”
我捏着那把还有余温的钥匙,看着他们拖着行李箱,消失在巷子口。
那盆多肉,我把它放在了天台。
但没过多久,就因为我疏于照顾,枯死了。
就像我那个天真的,关于“家”的梦。
空出来的房间,越来越多。
从几间,到十几间,再到几十间。
我每天最害怕的事情,就是打开手机看银行卡的余额。
那个数字,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。
我去找过德叔。
还是在那棵大榕树下。
他还是穿着那件白背心,摇着那把蒲扇。
我跟他商量,能不能把租金降一点,或者缓交两个月。
他听完,沉默了很久。
“阿生啊,”他叫我的名字,“不是我不帮你。我这一大家子人,也指着这点租金过活。村里有规定,租金不能随便降的。”
他给我续上一杯茶。
“做生意嘛,有赚就有赔。你自己,要顶住啊。”
我端着那杯滚烫的茶,手却在发抖。
我顶不住了。
我真的顶不住了。
我开始失眠。
整夜整夜地睡不着。
闭上眼睛,就是各种数字在打架。
房租,水电,管理费,还有欠银行的贷款。
我把自己的房子拿去做了抵押贷款,才凑够了那笔转让费。
现在,每个月的月供像一座大山,压得我喘不过气。
我开始变得不像自己了。
我变得焦虑,暴躁,斤斤计较。
有租客晚交了两天房租,我就会忍不住打电话去催。
语气,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温和。
我甚至,学会了断水断电。
我记得,我第一次给一个房间断电的时候,手抖得连电闸都推不上去。
那个房间里住的,是一个刚毕业的男孩。
他已经被拖欠了一个月房租了。
我给他发了很多信息,打了很多电话,他都不回。
那天晚上,我推上电闸后,在楼道里站了很久。
我能听到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,最后,他打开门,看到了我。
他的眼睛里,没有愤怒,只有一种……我看不懂的,混杂着羞愧和绝望的情绪。
“哥,我明天就搬。”他说。
我张了张嘴,想说点什么。
想说“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”,想说“要不你再住几天”。
但最后,我什么也没说。
我只是点了点头,然后像逃一样地,回了自己房间。
那天晚上,我做了一个梦。
我梦见我站在“渡口”的楼下,楼里一片漆黑,没有一盏灯是亮的。
我手里拿着那串冰冷的钥匙,一把一把地试,却怎么也打不开那扇总门。
我被关在了我亲手建造的“家”的外面。
情况,并没有好转。
空置率越来越高。
为了吸引租客,我只能一再地降价。
但没用。
整个城市,都处在一种萧条和恐慌之中。
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,轻易地换房子,或者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。
天台上的花草,渐渐枯萎了。
烧烤架上,落了厚厚的一层灰。
再也没有人上天台了。
那里,成了我一个人的避难所。
我常常一个人在天台坐到深夜。
看着远处的高楼,灯火辉煌,像一个个巨大的,没有感情的怪物。
我觉得自己,像被这个城市,抛弃了。
陈大爷,也病了。
他有高血压,之前一直控制得很好。
但那段时间,大概是心情压抑,加上活动少了,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。
有一天半夜,他给我打电话,说自己头晕得厉害。
我赶紧跑下楼,把他送去了医院。
医生说,是轻微的中风,幸好送得及时。
他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。
我每天给他送饭。
他儿子儿媳也来了,对我千恩万谢。
出院后,他儿子决定,把他接回自己家去住。
“我爸一个人住在这里,我们实在不放心。”他儿子对我说。
我能理解。
我帮着陈大爷收拾东西。
他的东西不多,几件衣服,一个用了很久的棋盘。
临走的时候,他拉着我的手。
“阿生啊,你最近,瘦了好多。别太累了,身体要紧。”
我眼圈一热掘金配资,差点掉下泪来。
我把他送到巷子口,看着他坐上他儿子的车。
车开走了,我还在原地站了很久。
“渡口”,又少了一个亲人。
我开始怀疑,我当初的决定,到底是不是对的。
我以为我能给别人一个家。
到头来,我连自己都快要撑不下去了。
我成了一个,我曾经最讨厌的那种,只认钱的房东。
我会在租客退房的时候,想尽办法克扣押金。
检查卫生,检查墙面,检查家电。
一点点瑕疵,都会成为我扣钱的理由。
我看着租客们愤怒又无奈的眼神,心里没有快感,只有无尽的悲凉。
我知道,我在消耗的,是他们对这个世界,最后一点点的信任。
而我,亲手把那个曾经眼睛里有光的自己,杀死了。
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,是一场暴雨。
深圳的夏天,台风和暴雨是常客。
那天晚上的雨,下得特别大。
像是要把整个城市都淹没一样。
我正在房间里对着一堆账单发愁,突然接到了租客的电话。
“房东!不好了!天台的防水好像出问题了!我们家在漏水!”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抓起雨伞就往外冲。
我冲上天台。
雨水像瀑布一样往下灌。
我铺的那些防腐木地板,已经被水淹没了一半。
积水排不出去,开始往楼下倒灌。
顶楼的好几户人家,都遭了殃。
天花板上,墙壁上,一道道难看的水渍,像人的眼泪。
我带着几个租客,在雨里疏通下水道,折腾了半个晚上,才勉强把水排掉。
我浑身湿透,分不清是雨水,还是汗水。
第二天,我去找施工队来看。
结论是,当初为了省钱,天台的防水做得不够好。
现在要重新做,加上修补被淹的几户人家,又是一大笔钱。
我看着报价单上那个数字,眼前一阵发黑。
我没钱了。
我真的,一分钱都没有了。
我甚至,开始拖欠德叔的房租。
他打了好几次电话来。
我不敢接。
最后,他直接找上了门。
还是在那棵大榕树下。
这一次,他没有给我泡茶。
他的表情,很严肃。
“阿生,你已经两个月没交租了。按合同,我可以收回房子了。”
我低着头,像个被审判的犯人。
“德叔,你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就一点点。”我声音沙哑地哀求。
“时间?”他冷笑了一声,“我给了你多少时间了?你看看你,把我的楼搞成什么样子了?空了那么多间,还漏水。你当初跟我说,要把它弄得舒舒服服,现在呢?”
我无言以对。
是啊,我把它搞成什么样子了?
我把一切,都搞砸了。
“要么,你今天把租金补齐。要么,你走人。转让费,我也不会退给你。”
他的话,像一把刀,一刀一刀地,扎在我心上。
我知道,他说的是按合同办事,他没有错。
错的是我。
是我太天真,太理想化,太高估了自己的能力。
我看着他,看了很久。
然后,我从口袋里,掏出那串沉甸甸的钥匙,放在了石桌上。
“哐当”一声。
和那天,我得到它的时候,一模一样的声音。
像一个轮回。
一个,充满了讽刺的轮回。
“德叔,我对不起你。”
说完这句话,我站起身,没有再看他一眼,转身就走。
我怕我再多待一秒,就会在他面前,哭出来。
我离开了白石洲。
我没有带走任何东西。
我来的时候,只有一个行李箱。
走的时候,也只有一个行李箱。
那四十三万,那将近两年的心血,就像一场梦。
现在,梦醒了。
我回到了写字楼。
重新做回了一颗,面目模糊的,朝九晚五的螺丝钉。
我换了手机号,断了和“渡口”所有人的联系。
我不敢去面对他们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,那个曾经信誓旦旦要给他们一个家的房东,最后,成了一个逃兵。
有时候,午夜梦回,我还会回到那个天台。
梦里,天台上的花都开了,那棵我想象中的桂花树,也枝繁叶茂。
阿伟和小橘回来了,陈大爷也回来了,所有人都回来了。
大家围着烧烤架,笑着,闹着。
女孩的吉他声,在晚风里飘得很远。
而我,就站在人群中,笑着笑着,就哭了。
后来,我听说,白石洲要拆迁了。
那个承载了无数人青春和梦想的地方,很快就要变成一片工地,然后,耸立起更高,更豪华的写字楼和商品房。
德叔,应该拿到了一大笔拆迁款吧。
他再也不用靠收租过活了。
而那些曾经住在“渡口”的人,他们,又漂向了哪里呢?
阿伟和小橘,是不是已经在他们自己的家乡,买了一个有小阳台的房子?
那个弹吉他的女孩,是不是已经出了自己的专辑?
陈大爷,身体还好吗?
我不知道。
我也不敢去打听。
我怕听到的,是和我想象中,不一样的答案。
前几天,我因为工作,路过了白石洲。
那里,已经变成了一片巨大的废墟。
推土机的轰鸣声,震耳欲聋。
我凭着记忆,找到了原来那三栋楼的位置。
它们,已经被夷为平地了。
什么都没有剩下。
我站在那里,站了很久。
风吹过来,卷起一阵尘土,迷了我的眼。
我好像,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,混杂着辣椒油和潮湿空气的味道。
我好像,又听到了巷子里,那些熟悉的,天南海北的口音。
我好像,又看到了那个夏天,那个傻乎乎的,眼睛里有光的自己。
后悔吗?
我问自己。
如果时间能倒流,我还会不会用那四十三万,去承包那三栋楼?
这个问题,我想了很久。
直到今天,我才有了答案。
我后悔。
我真的后悔。
我后悔的,不是亏掉了那四十三万。
钱没了,可以再赚。
我后悔的,是那个梦。
那个关于“家”,关于“温暖”,关于“渡口”的梦。
我亲手把它建起来,又亲手把它,打得粉碎。
我让那么多信任我的人,失望了。
最重要的是,我让我自己,失望了。
我输给的,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风暴,而是输给了那个,在风暴中,渐渐变得面目全非的自己。
那串钥匙,还躺在我的抽屉里。
我曾经想把它扔掉。
但最后,还是留下了。
我想,它会永远提醒我。
提醒我那个,曾经眼睛里有光的少年。
提醒我那座,已经消失的“渡口”。
也提醒我,有些梦,一旦碎了,就再也,拼不回来了。
这就是我的故事。
一个关于深圳,关于梦想,关于四十三万,和一串钥匙的故事。
一个,关于后悔的故事。
我常常在想,如果,如果当初没有那场疫情,一切会不会不一样?
我的“渡口”,会不会真的成为一个传说?
天台上的桂花树,会不会真的在秋天开满香气?
我们会不会,真的像一家人一样,在那里度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?
可是,生活没有如果。
它是一条单行道,你只能往前走,不能回头。
我失去的,不仅仅是钱。
我失去的,是一种相信的能力。
在做“渡口”之前,我相信,人与人之间,除了利益,还可以有更纯粹的连接。
我相信,在冰冷的城市森林里,可以开辟出一小块温暖的绿洲。
我相信,只要我付出了真心,就一定能换来真心。
但现实,给我上了最残酷的一课。
当我的银行卡余额见底,当德叔的催租电话打来,当我要面对几十个空置房间的时候,我所有的信念,都崩塌了。
我发现,我所谓的“大家庭”,是建立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上的。
当平衡被打破,一切都烟消云散。
我记得有一个租客,是个在工厂打工的女孩,叫小芳。
她很内向,平时不怎么说话。
但她会默默地帮天台的花浇水。
有一次我生病了,她给我煮了一锅粥,放在我门口。
后来,她失业了,交不起房租。
我去找她谈。
我本想说,让她先住着,钱以后再说。
但话到嘴边,却变成了:“小芳,你看,我这边也很困难,你最晚什么时候能把房租交一下?”
我说出那句话的时候,看到了她眼里的光,一点一点地,熄灭了。
她什么也没说,第二天就搬走了。
押金我没退给她,算是抵了房租。
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在天台见过有人浇花了。
那些花,就那么一朵一朵地,枯萎了。
是我,亲手掐断了那些善意的连接。
是我,把温暖变成了冷漠。
我成了我曾经最鄙视的人。
这种自我厌恶,比亏钱本身,要痛苦一万倍。
离开白石洲之后,我有很长一段时间,都活在一种麻木的状态里。
我努力工作,加班,赚钱。
我想用这种方式,来填补心里的那个大洞。
我以为,只要我把亏掉的钱都赚回来,一切就能回到原点。
但我错了。
有些东西,失去了,就是永远失去了。
我变得不再轻易相信别人。
我对所有的事情,都抱着一种审慎和怀疑的态度。
我不再谈论梦想。
我觉得那是个可笑的词。
我甚至,有点害怕和人建立深入的联系。
我怕,我再次让别人失望。
也怕,再次被现实,打回原形。
我像一只受了伤的刺猬,把自己紧紧地包裹起来。
直到去年,我回了一趟老家。
我妈不知道我这两年的经历,她只知道我在深圳工作,很忙,很累。
她给我做了一桌子我爱吃的菜。
吃饭的时候,她不停地给我夹菜。
“多吃点,看你瘦的。在外面,要好好照顾自己。”
我扒着饭,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。
我妈吓了一跳。
“怎么了这是?工作不顺心?”
我摇摇头,说不出话。
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了,我一直想在深圳建造的那个“家”,其实,我一直都拥有。
只是我,把它忘了。
我忘了,无论我在外面经历了什么,受了多少伤,总有一个地方,会无条件地接纳我。
总有一些人,会永远爱我。
从老家回来后,我好像,有了一点点变化。
我开始尝试着,和自己和解。
我不再强迫自己去忘记那段经历。
我开始试着去回想那些,曾经温暖过我的瞬间。
我想起小橘在我窗台上留下的那盆多肉。
我想起陈大爷在我生病时,颤颤巍巍递过来的一碗热汤。
我想起那个弹吉他的女孩,在天台上唱的,那首关于远方的歌。
我想起大家一起烧烤时,那升腾的烟火,和映在每个人脸上的,开心的笑容。
我发现,那些温暖,并没有因为“渡口”的消失而消失。
它们,已经刻在了我的生命里。
它们是我的一部分。
就像那四十三万的亏损,和我满心的后悔一样,也是我的一部分。
它们共同塑造了,今天的我。
一个,不再那么天真,但也不再那么麻木的我。
一个,依然会对生活感到失望,但也会因为一碗热粥而感动的我。
一个,懂得了梦想的珍贵,也懂得了现实的重量的我。
我不知道,这算不算是成长。
或许,真正的成长,就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,接受生活的残酷,然后,依然选择,温柔地,活下去。
前几天,我在朋友圈,看到了阿伟发的一张照片。
是他和小橘的结婚照。
照片里,他们笑得,比我记忆中还要灿烂。
定位,是在一个我没听说过的小城市。
照片的配文是:往后余生,请多指教。
我在那条朋友圈下面,犹豫了很久。
最后,我点了一个赞。
没有留言。
我想,这就够了。
知道他们过得好,就够了。
至于我,我还在深圳。
这座让我爱过,也恨过的城市。
我依然每天挤着地铁,穿梭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。
我依然在为生活奔波,为账单烦恼。
只是,我的心里,好像多了一点什么东西。
那东西,很轻,但很有力量。
它让我在面对困难的时候,不会再轻易地被打倒。
它让我在看到那些,依然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的时候,会从心底里,为他们加油。
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。
也许,我这辈子,都赚不回那四十三万。
也许,我再也不会有那样的勇气,去做那样一个,不切实际的梦。
但是,没关系了。
真的,没关系了。
因为我知道,那个夏天,那三栋楼,那一百多个曾经的笑脸,那一场盛大而灿烂的失败,已经成为了我生命里,一道无法磨灭的印记。
它让我痛过,哭过,后悔过。
但也让我,看到了人性中最温暖的光。
那道光,会一直照亮我,往前走。
那串钥匙,我决定,要一直留着。
它不再是压在我心口的石头。
它是一座墓碑。
埋葬着我的青春,我的天真,和我那个,名叫“渡口”的,破碎的梦。
也是一座灯塔。
指引着我,在往后漫长的人生里,不要忘记,那个曾经,眼睛里有光的自己。
是的,我后悔。
但如果,真的有如果,我想,我还是会选择,在那个夏天,走进白石洲,握住那串冰冷的钥匙。
因为,有些路,就算明知是错的,也要亲自走一遍,才算真的,活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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